同一科类内的不同专业方向可以兼报(音乐类考生可以兼报音乐教育和音乐表演，表（导）演类考生可以兼报戏剧影视表演、服装表演、戏剧影视导演)。

与此同时，海淀区教科院还帮助学校构建了教师发展共同体。该校于2020年加挂海淀区教科院未来实验小学校牌，此后成为海淀区院校合作办学的首个未来教育实验校。

丁刚表示，学校成立了课程资源开发领导小组，确立课程资源开发的思路，协调解决课程资源开发过程中的问题和困难，提供课程资源开发必要的支持，为了课程更具科学性和实用性，我们请了多位专家对课程的理论支撑、理念、思路、活动设计、实施方案等进行指导，对参与教师进行培训。丁刚介绍，学校始终以课题研究为引领，促进教师专业成长，同时多渠道聘请专家教师，提升教师的教学素养，每学期都有教科院的专家走进学校进行听评课，还有专家走进课堂亲自上示范课。搭建三维课程体系，42门特色课程供学生选择和平小学是温泉地区一所本土老校，创建于1955年该校书记、校长丁刚介绍了学校悠久的历史，并细数了三年来学校在海淀区教科院帮助下所取得的成果。关注教师成长，激发教师专业发展动力明显感觉到在教育教学研究方面有了很大的变化，区教科院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丁刚提到，开展院校合作办学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准方向、确定路径，全力打造面向未来的学校，学校在海淀区教科院的支持下，在课程方面打造了主题突出、特色鲜明、面向未来的学校课程体系和乐课程体系， 即基础型课程、拓展型课程和探究型课程。

此外，吴颖惠还表示，未来学校也是能为教师提供专业发展、家长满意的学校。吴颖惠表示，在促进教师成长方面要充分激发其内在发展动力，我们聚焦未来教师应具备的关键能力和必备的品格，包括教师的教学研究能力、教学评价能力、学习环境创设能力、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等，探索构建未来教师应该具备的能力标准和能力框架，并在这个基础上研发评价标准体系和培训课程。有研究分析从两岁半到17岁儿童的智商发展，纵向追踪研究就会发现智商是比较稳定的，但也是波动的，波动范围可以达到20分。

对儿童非认知能力的考察，不仅有助于全面、立体地鉴别儿童潜质，为有效鉴别提供参考，而且有助于提供与其智能相匹配的人格素质教育，促进其身心全面和谐发展。非认知因素逐渐得到重视，动机、意志、兴趣、人格等非认知因素开始被纳入鉴别内容，如，以色列明确要求超常儿童（前1%）和优秀儿童（前5%）在达到相应的智力水平以外，其动机必须同时达到中等以上水平。韩国虽然规定了鉴别内容应为普通技能、学术能力、创造力、艺术才能、运动才能和其他才能，但在实际鉴别中仍以数学、科学测试为主。《美国各州超常教育现状（2018-2019年）》发现，参与调研的44个州在儿童潜质鉴别过程中，关注最多的三种才能是：高水平智力（36/44）、创造力或创造思维能力（31/44）、特定的学业能力（29/44），创造力成为仅次于智力的第二大鉴别内容。

你会看到一串数字，请你一秒一个数字读出来，读完之后闭上眼睛倒背出来。这是因为他们掌握得很快，学习速度非常快。

如果按照某一个方面的能力衡量，一个儿童的测验分值比97%的同龄人都要高，也就是在同龄人前3%，就定义为能力出众。识别方面，智力或认知能力是识别儿童潜质的主要指标。怎样界定一个儿童的潜质相对出众？较通用的标准是智力测验结果在前1%~3%，也有研究指出，如果智力测验在前10%，但是其他能力突出，也属于出众之列。我们一起探索、体验一下：首先，我们玩一个数字游戏。

这就相当于我们的计算机内存条，它和我们的硬件大脑的发育密切相关有条件的高校可聘请国外名校专精学者前来开设涉外法律实践类课程，让学生近距离观摩学习。二是开设涉外法律诊所课程，推广模拟法庭，强化实训锻炼。要做好这项工作，必须深刻领会并正确把握党中央统筹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统筹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的战略布局。

目前，包括国际法、国别法、比较法在内的涉外法治教学体系在系统性、内容丰富性等方面存在不足，涉外法律学科的重要性还未得到充分重视。留学对学生积累涉外专业知识、培养涉外法律技能、开拓国际视野具有重要意义。

三是法律实践应用不够充分。其次，应支持各院校调整优化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方案，建立跨学科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将涉外法律、国际法、国别法、国际关系、外语等相关科目纳入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方案。

三是国际化教学管理团队人才紧缺。能紧密追踪涉外法律实践发展的高水平专业教师缺口较大，课上讲授的涉外法律实践内容相对陈旧浅显。一是培养体系尚未与国家战略充分对接。最后，应支持开展与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相关的师资队伍建设试点。如学生特别是本科生参与国际交流或国际赛事的资金支持缺乏制度性保障。新形势下，捍卫国家主权、保护我国企业和公民的合法权益、推动全球治理变革等现实需要，对涉外法治人才提出了更高要求。

教学培养体系有待优化。如国外高校有意开展的双学位等创新型项目，因受相关规则限制难以落地。

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在平台搭建、师资队伍、课程设置、教学改革、竞赛实习等多方面均需较大资金保障。二是多途径拓宽对外交流渠道。

一是汇聚高端师资，增加实务指导。统筹协力克服体制机制障碍。

一是制度和管理需健全。然而，笔者考察发现，目前国内各高校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仍存在诸多问题。这类人才应具备国际视野和思维，在行政管理、外语和法律专业方面具备丰富经验，但目前因受限于学校编制和待遇，常出现人才紧缺问题。强化学生涉外法律实践能力。

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高水平法治，高水平法治则需依托高水准的法学教育与人才培养。二是传授内容与实践结合不够紧密。

鼓励开设更多涉外法方向课程，加大实践类资深教师授课比例。建议相关部门进一步加大经费投入，安排专项支持，夯实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基础条件。

无论是共建一带一路，还是参与国际组织和国际治理规则制定，都需依托于完备的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设置。努力将法院、仲裁、司法、商务系统等涉外工作部门的优质实践教学资源有效引入法学院校，创新实践教学，积极拓展境外实习等培养新途径。

有条件的高校可结合法律焦点和现实需求开设模拟课程，内容包括国际贸易争端、跨境投资纠纷、气候环境谈判等，剖析其中具体难点，利用现实场域、鲜活案例训练学生的思维和实践能力。对学生锻炼效果最佳的境外法律实习尚处于起步阶段，尤其是与一些重要国际组织、机构对接殊为不易。再次，进一步加大对学制、学分的支持力度，增加制度安排的灵活性，提升学生参与国际交流的积极性，同时吸引更高质量、更多类型的国际学生来境内学习。这些教师应区别于目前各法学院多数教师的特点和职能，与破五唯教育评价体系改革相结合，探索建立专门化的评聘和考核机制。

有鉴于此，笔者建议：补齐院校教学培养体系短板。在宏观层面，可考虑采取两支持、一引导的组合举措方案。

三是有规划地推进高水平专项国际合作研修。能力训练的实践性不足。

如将年轻律师和高年级研究生混编，通过与国外高校、机构深度合作，集中训练涉外律师专业技能。涉外法治人才应是具备国家利益意识、法律专业素养、语言文化底蕴三方面素质的复合型人才。

(责任编辑：蔡汶家)